其实1843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美国有一位叫威廉·米勒的农民，自称是“花了一生的时间来研究圣经”的学者，并且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上帝会选择某个时间毁灭世界。”
他宣称世界将会在1843年3月21日至1844年3月21日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消失”。这种无稽之谈起初几乎无人相信，但是随着马铃薯晚疫病的到来和洪水的泛滥，让很多人都相信了他的言论。
甚至就连臭名昭着的“末日方舟会”都找到了他，试图与其联手“拯救”世界。
威廉·米勒得到了一些书商和保险公司的支持，将他的言论出版成书籍到处分发，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发展了数万信徒。
这些人都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于是乎他们开始肆意挥霍自己的财产。
弗兰茨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派人“接收”了这些财产，并且向那些许诺如果有一天他们想要要回自己的财产，只需要支付额外的20%手续费就好。
其他准备接收这些信徒们财产的商人们，因此记恨上了弗兰茨派去的人，他们甚至打算雇佣黑帮将那些“属于他们的财产”抢回来。
不过这些不法商人显然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们找来的几十名枪手被轻易击溃，就连他们自己也很快被人找到。
在一番“友好”的交流之后，那些商人承认所谓的“世界末日”不过是一个骗局。威廉·米勒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他确实相信自己的理论，但是影响力并不大，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局面当然是商人们推波助澜的结果。
弗兰茨并没有继续难为那些商人，要了一笔封口费之后，便看着闹剧继续。
没有了那些商人们帮忙出谋划策，威廉·米勒根本搞不定信徒们，而弗兰茨派去的人也在不断用“骗子”之类的言语刺激他。
最终这位预言家预言1843年4月23日世界会毁灭，然而到了那一天世界依旧照常运行，清醒了的信徒们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愤怒的人群将这位伪先知大卸八块之后抱头痛哭。
这时弗兰茨派去的人再次出现，表示契约依旧有效。可这些人之前相信了世界末日的预言，根本就没为以后想过，自然现在也不可能拿得出钱。
弗兰茨其实并不想难为这些可怜人，但是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弗兰茨会将他们的财产租给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定期偿还一定的费用，最终将那些财产赎回来。
当然弗兰茨也不会让这些财产埋在美国，在租给他们的同时，还将这些财产抵押给银行以换取贷款。
那些犯了错的人在赎罪，银行的职员得到了自己的业绩，威廉·米勒实现了自己的“末日”，奥地利帝国一方赚到了钱，唯有弗兰茨深藏功与名...
1836年，广州。
一位屡试不第的童生无意中拿到了一本《如来神掌》，啊不，是《劝世良言》，这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
毕竟只是一本天主教为了打开“市场”，而找人编写的通俗读物而已。
1843年，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洪仁坤科举再次不第，他决定与科场诀别，走一条中西结合之路。
彼时神州动荡，外有列强，内有贼寇。
自嘉庆甲戌年起，农民起义便没有断绝过。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
然而洪仁坤却觉得热血澎湃，他知道时势造英雄。那值此天下大乱未乱之际，洪仁坤读到了这篇《劝世良言》，他在想是不是这就是天意，就像当年大良师张角山中采药时意外捡到《太平要术》一样？
然后洪仁坤开始了他的“传教”之旅...
洪教主先是发明了三大戒律，即不拜事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又发明了一条祷语“洗除罪恶，去旧从新”，后来又演化出更简单更直接的版本“杀清妖，上天堂”。
在洪仁坤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让同村的人都以为他疯了。
不过洪教主最后还是发展了两个他的信徒，一个叫洪仁玕，一个叫冯云山，后来都成为了大平天国的“中流砥柱”。
1842年《海国图志》前五十卷出版，作者魏源大声疾呼“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者，翻夷书。”，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只不过这本书在大清没造成什么影响，反而是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之后，立刻被当地的汉学家们奉为圭臬。
甚至高杉晋助东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寻找“onepiece”，啊不，是《海国图志》全本，按他自己的话说叫“以资兴国之用”。
“夷之长技有三，一曰战舰，二曰火器，三曰养兵练兵之法。”，其思想影响了之后日本近百年。
不过等《海国图志》传到还要八年之后，而历史早已改变。
日本，长崎。
日本人确实很擅长学习和模彷，只不过这次他们挑错了目标。主张“和魂汉才”的政治家们选择了大清，于是乎日本也开始了自闭之路。
经过两百多年闭关锁国，此时的长崎是日本唯一的对外窗口，而且往来的对象只有荷兰和大清两国。
当然和爱新觉罗家族一样，德川幕府也不是完全地闭目塞听，至少高层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少。
实际上闭关锁国只不过是愚民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消弭国内人民的反抗意愿。
幕府规定从长崎入港的商人们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报告海外消息。
（奉行是当时日本的一种官职，比如虫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町奉行、远国奉行，这个官职可大可小，属于临时职役。）
根据消息来源不同分为唐风说书和兰风说书，除此之外还有翻译官根据外国商人的口述或者是摘录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编辑而成的“别风说书”。
在亚洲和欧洲先后爆发了两场战争，关于这两场战争的风说书如雨点般落下，对幕府当局的震撼也是无以复加的。
德川幕府老中水野忠邦立刻召开幕间会议，讨论日本的存亡之道。
（老中算是此时幕府的最高官职，是征夷大将军直属的官员负责统领全国政务）
同时日本还收到了两封国书，一封来自俄国，一封来自英国，目的只有一个，要求幕府开放贸易。